亲历炮火

形势越来越紧张。在大使的照顾下，我们和人民日报记者临时搬到使馆住。我们原来住的地方接近郊区，附近有一些军事设施和机构，出门左前方300米是一家坦克修理厂，而右边不到两公里处则是警官学院、安全研究所及军事医学科学院。这些都是北约空袭的目标。

中午去军队新闻中心办理战时记者卡。在大厅填完表格后，管理人员给编了一个号，让进去等。刚一进门，就被一人截住，让我靠在墙边，把我给搞懵了，原来是要现照证件像。

一个战地记者必须上前线。贝尔格莱德以北的巴达伊尼察是被炸得最惨的一个，我前去采访时，30公里的路程开了50公里才找到，主要是因为匆忙赶路而看错了路牌。到了目的地，我被挡在被炸目标一公里外，军人不让进，刚办的战时记者证也不管用，说是必须有总参谋部的“绿色采访许可”才放行。我只好转移。路上的一位行人告诉我，巴达伊尼察至少已被轰炸四次了，一个重要的军用机场在那里，附近的居民是有准备的，这里的伤亡不大。

转赴昨天挨炸的机场，同样被警察拒之门外，看一眼都不行。由于受欧盟的航空制裁，来往机场的人本来就不算多，24日战争爆发后机场就彻底关闭了，此时空荡荡的机场外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了解情况。四处都传来轰炸声，天空中冒着火光，电视里播放了这些情景。我尽一切可能搜集素材赶写稿子。

半夜时，轰炸声又一阵阵传来，想开车出去看看，被朱颖制止了。

白天相对平静，警报声一直没有响起，大概同俄总理普里马科夫的来访有关。但在他的飞机离开后几分钟，警报就开始了。

上午出门采访，刚走到萨瓦河大桥，我便遇到一支特殊的队伍，这是由300多名茨冈人（吉普赛人）组成的队伍。他们打着南斯拉夫的国旗，喊着口号，队尾在逐渐延伸。这些人可以说是城市里最不起眼的一群公民，没有固定职业，没有足够收入，没有像样的衣服，但他们同样有一颗拳拳爱国心，此时此刻我对他们的敬意油然而生。

来到南记者集会的现场，数百名用笔战斗的先锋们正在猛烈抨击北约的野蛮行径，强烈谴责西方舆论的歪曲报道，要求他们客观对待科索沃危机。一位手持鲜花的女记者对我说：“塞尔维亚人决不向北约的导弹屈服，北约必须对战争负法律责任。”BK电视台的一名年轻记者称：“如果军队需要，我们也能上战场。”黄皮肤、黑头发的我在集会的人群中很是显眼，同他们交谈一会儿后，我赶着到别处去采访。

今天人们都在期待俄总理的来访能带来积极成果。由于我们住到使馆后就没有国际长途能往编辑部发传真了，而回家去发又耗不起汽油，电子邮件没保障，发稿成了一个大难题。手机有时与国内也联系不上，只好先将稿子发到巴黎、维也纳或罗马等记者站，再请他们转发，巴黎记者站丁一凡的大力配合，极大地鼓舞了我的工作热情。

和平斡旋失败了，不是俄总理普里马科夫不尽力，不是南斯拉夫不让步，而是美国和北约不愿意放弃战争，等待着南联盟的是更凶残的轰炸！

在外面采访，有时自己都搞不清楚有警报还是没警报。在街上，我向人们索要“靶心”，他们给了我一大把。“靶心”很受欢迎，到处都能见到，连电视台播音员胸前都戴着。我车前车后各摆一个。在南朋友的提醒下，我用塞文把“中国记者”几个大字写在一张大纸上，放在车里并在停车时拿出来摆在车前显眼处。为了准备本报《国际长廊》副刊的约稿，我又去了《歌声鼓舞我们》音乐会现场，再次被感动了！许多人不是第一次来，表明贝尔格莱德人民反击武力干涉的信心更加坚定了。

今天南军队抓获三名美军士兵，此三人个个垂头丧气，南斯拉夫人又一次受到鼓舞。

凌晨的轰炸更紧了。

清晨，诺维萨德的一座多瑙河大桥被炸了，通往匈牙利的多瑙河大桥也险些被摧毁，北约的轰炸已不择手段，令所有的人愤慨不已。中午，我们驱车前往诺维萨德，高速路被封了，只好绕道前往。

站在我曾经数次踏上的、不复存在的佩特洛瓦莱丁旧桥下，望着对岸的古城堡，望着上游不远处法西斯在二战中轰炸诺维萨德时留下的两座桥墩，我禁不住热泪滚滚。北约为什么要与热爱和平的人民为敌？上千的诺维萨德人正在这里向这座古老的大桥作最后的告别。回来的途中，我们顺路拐向布贾诺乌契村——美国F—117A被击落的地方。又被军人拒之村外。在我们再三请求下，他们答应让看一下飞机的部分残骸，随后打开停在路边的一辆车子的后门，里面有三块碎片，看不出同其他飞机的碎片有何区别，我们提出要看一下机壳部分，主要是想亲眼看一下使F—117A隐形的材料，对方说已经封存了。

由于得知当天上午米洛舍维奇同鲁戈瓦举行了会谈，我们想尽快返回，所以车子开得飞快，加之不熟悉这条小路，路上两次遇到险情，一次车开到麦地里，这倒不算什么，第二次拐弯时车子失控，在路上转了两圈，我和同车的人民日报记者小吕都出了一身虚汗。